人们自不是怀疑理性的价值，只是，理性的神话长久以来统治着社会的主流观念。人们过多强调理性的严谨、正经与专注，比如马哲井井有条安排着什么时候结婚、妻子什么时候怀孕的人生节奏，不多给那些多愁善感的时刻留下空间，也对于失控的疯癫缺乏应对与心理准备；理性的定义权也掌握在绝大数人手中，社会主流定义着什么才是“正常”，什么样是“不正常”，比如很难想见一个异装症的人在1990年代要面临多大的舆论压力……物极必反，当理性走向极端，理性看似是在维护正常，却由此压抑小众、催生疯癫，比如许亮最后的自热点资讯网毁；理性看似可以控制生活的所有确定性，不确定的存在反而摧毁了信仰，马哲就是堕入如此境地。电影中疯癫与理性的辩证法，不免让人联想到如今社交网络中经常看到的“发疯文学”。“发疯文学”这类存在，并非对理性的颠覆，只是放下对绝对理性的迷信；并非对主流的否定，但它允许“非主流”“异类”的国内汽车推荐存在；并非鼓励戾气的蔓延，但允许情绪的释放和宣泄……“癫狂”从来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面对理性至上的压抑，这一代年轻人努力地去找寻自洽的生存之道。从采访中可知，《河边的错误》的主创者对于审查的边界有清晰的认知，他们在剧本阶段就自动规避了小说文本中一些内容，无法在时代上做太多的显性联系。虽然魏书钧一如既往在电影中留下诸多可供过度阐释的意象，却也应该承认，《河边的错误》具体的时代指涉是微弱的，它的很多深刻依赖于文艺片观众脑洞大开的各种联想（几乎是对电影的二次创作），让解读比电影本身更精彩。无论如何，电影中疯癫与理性的辩证思考并不过时，类型元素与心理悬疑的结合是不错的尝试，胶片拍摄与气氛的出色营造让电影艺术性很高，繁复的意象有广阔解读空间。《河边的错误》找到它的目标观众就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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